石鲁 石鲁 山水图 石鲁 转战陕北

　　石鲁是长安画派的主将，因其经历富于传奇，而被刘墨认为是当代画坛上世纪(下同)七八十年代最耀眼、最有个性的一代大家。陈传席却指出，严格地说，石鲁在绘画史中既不是大师，也不是巨匠，只能算是一位出色的画家。郎绍君直言，其大部分作品生活气息淡薄，过分强调比喻和主观幻象。笔墨虽比60年代前期更加凝练，更富于个性，但圭角外露、缺乏内涵、不够自然。

　　■收藏周刊记者 程辛 实习生 苏碧雁 整理

　　简介

　　石鲁

　　1919—1982年，四川仁寿人，原名冯亚珩。“石鲁”一名，乃合石涛与鲁迅二人名字而成。后与赵望云一同创立了“长安画派”。

　　问诊专家

　　刘曦林：美术史论家、书画家

　　陈传席：美术史论家、美术批评家

　　刘 墨：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研究员

　　郎绍君：河北大学艺术理论研究中心主任

　　名家点评

　　石鲁是个大才、全才。在当代艺坛上，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同时具有形象思维和理论思维的敏锐，同时在诗、书、画、印的综合成就上达到如此的高度，于绘画这一部分又同时在人物、山水、花鸟这几大类均取得突破。——刘曦林

　　石鲁的画，大都是在灵感的冲动中画出来的，冲动一过，画也就结束了——冲动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，而且即使有了，也不会持久。所以，统观他的画作品，我们只能说，石鲁留下的是一个个精彩的“碎片”。——刘墨

　　50年代创作人物山水画成第一高峰期

　　创立“长安画派”与“江苏画派”并立

　　石鲁后期在书画上的印章常常是“冯门九子”，意在表明自己的身世。石鲁生于四川仁寿一大户人家，家藏万册，颇受家庭文化氛围影响。15岁的石鲁在东方美专学习国画、素描、色彩、写生等课程。刘墨指出，此时的石鲁发现石涛、八大山人、扬州八怪等画家与自己心性十分接近。他极善于学前人，如石涛、八大山人、龚贤、虚谷，乃至齐白石、黄宾虹等人，妙处皆不露痕迹，不忘自家本位。从他的小画中可以看出大格局来，对笔墨的敏感也展现充分。[2]

　　统观石鲁的艺术历程，其脉络比较清晰。20岁时，石鲁从天府之国转向黄土高原。刘曦林指出，此前石鲁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人画抒情写意的艺术观，以及在当时流行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目的论。到了延安后，石鲁的艺术方向发生变化，坚持从事速写练习和连环画、插图、版画创作。[1]

　　进入50年代后，石鲁恢复了中断10年的中国画创作，从美术普及回归艺术创作，刘墨指出，此后不久的石鲁便渐渐舍弃了“水墨+素描”的写实体系。刘曦林亦表示，在这17年中，他由反映生活和大自然的客观真实，逐渐转向突出主观的情感和宏观的表现，从工谨的、小写意的手法跨向纵笔写意的阶段。以《转战陕北》等一批精品为标志，形成了人物、山水画的第一个高峰期，把现代人物画和山水画的创作观念引领到一个新的层次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刘曦林还补充，石鲁同赵望云等一批长安画家，在黄土高原上扬起了一股强劲的“西北风”。1961年的“西安美协国画研究室习作展”，影响甚大，始被誉为“长安画派”，与傅抱石为核心的“江苏画派”(又称“新金陵画派”)筑立于当代中国画史，从而改变了现代中国画史上地域性画派的重心。[1]

　　《转战陕北》奠定了

　　他在美术界的地位

　　就艺术探索而言，郎绍君认为石鲁的成就主要在60年代前期。他从现实生活出发去改造形式、革新技法，而不是依照成法去套生活。重视独创和构思的惨淡经营，又能抓住生活中获得的直观印象。这些，构成了那一时期的真正现实主义的特色。[4]

　　观石鲁的中国画，人物、山水、花鸟题材均有涉足。就其人物画而言，刘曦林指出，石鲁强调以人为中心的现代“天人合一”观。其中从侧面表现历史的《转战陕北》，将人物与陕北高原塑为一个整体，最具代表性。陈传席亦表示，1959年，石鲁创作的《转战陕北》，奠定了他在美术界的地位。论及成功原因，陈传席分析，关键在于他画了别人从未画过的题材——黄土高原。画上没有一棵树，一棵草，全是黄土，但他表现得好，令人耳目一新。最后他总结，石鲁填补了画史上一个空白。[1]

　　而石鲁的花鸟画又是如何？刘曦林分析，石鲁的花鸟画创作晚于人物和山水。60年代初，花鸟画虽不多，却颇富新意。70年代初，石鲁突然发现了花鸟画这个便于以比兴之法抒写情意的利器，以主观意识的高扬、内在冲动的爆发、金石力度的强化和笔路的狂放诡奇为主要特征，区别于60年代花鸟画，成为石鲁后期狂放型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。[1]

　　对石鲁的花鸟画，刘墨亦有一番见解。他指出，1975年后，石鲁所作多花鸟作品，用笔与以前的圆润不同，多作三角形用笔，更概况，更抽象。从笔墨两方面来说，石鲁的墨色用得极好，他画的一幅小兔子的墨色，其透明处甚至不比虚谷的差。不过，他的用笔就不行了，很少能有耐看如齐白石、黄宾虹那样的线在他画中出现。[2]

　　石鲁用笔很少有耐看的线

　　晚年画中有一种“玄虚感”

　　结合着石鲁的作品《南泥湾途中》来分析其画作中的遗憾。陈传席认为，虽然画得很好，但比《转战陕北》逊色多了。为何？他指出，石鲁用传统的方法多了一些，而传统功力又不十分过硬。陈传席指出，石鲁作画用的是传统方法，他的精心之作，虽形式上尽善尽美，但其笔墨显然缺少内涵，传统功力不足。[3]不过，刘墨并不这样认为。他承认《转战陕北》是最用心的一幅，不过《南泥湾途中》最好。谈及原因，刘墨表示，这幅作品构图、墨色、色彩等都配合得极好，是石鲁作品中少见的完整者。

　　而在上述提及石鲁用笔之弊病，刘墨直言，石鲁用笔很少有耐看的线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刘墨指出，问题出在他的书法上。石鲁的书法不仅生硬，而且还显得蛮横，这种气魄当然是了不得的，可是与中国书法的价值取向相去万里。因此刘墨表示，从新文化运动以来所推崇的“狂”、“乱”、“怪”等，在石鲁的画中表现最为充分，而中国传统画中的优雅与平淡，却不见了一点影子，且晚年的画中有一种“玄虚感”[2]

　　受时代环境的影响，陈传席指出，石鲁受到强大的压抑，得了精神分裂症，因而正式创作生涯不过十几年。如石鲁在一些作品的花木、墨色中加入了很多的文字符号，看上去一团热闹，很让人激动，细看却没有什么实际的东西，那绝不是他无意加上去的。当然，归根结底，石鲁有学问，但不太深；对传统有所知，但不够深入。因而陈传席总结，作为画家，石鲁有第一流的素质，第二流的才情，但因其基础不够雄厚，认识传统不够精深，囿于时代影响，中断了他的发展。因而，他没有达到他应该达到的高度。[3]